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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深圳的人来说，深圳本地语言就如深圳本地人一般，被潮水般天南地北的腔调和五湖四海的身影遮盖，留下的是深圳本没有文化、本没有语言的印象。但是远溯到大鹏所城建立的600年前，本土深圳人就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以及语言，来自五湖四海的守卫大鹏的官兵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军营专用语，再加上后来客家语言和粤语的冲击，形成今天独特的“大鹏话”。还有范围更广的“围头话”，反映了客家人来到深圳后跟当地围头人的互相融合和斗争，也反映了许多至今流传的风俗。蛇和青蛙的斗争围头话是原新安县地区（包括现在深圳和香港地区）所流行的广州方言的分支语言，它主要流行在深圳平湖、横岗荷坳村（语音已跟广州话很相近）、上沙、下沙以及香港的新界一带，为什么叫“围头话”？人们熟知客家人是全村人住在围屋里，实际上在客家人之前的深圳本土居民也是住在围屋里，像罗湖的蔡屋围和现在属于香港的天水围等等。围屋旧时集居住、祠堂和防卫于一体，山贼海盗来了大家可以共同防卫，他们也将自己的方言叫做“围头话”。围头话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蛇话”。这个名字很多围头人并不承认。这个名称却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据说当时宝安县地区的人原为讲围头话的本地土著，后来客家人迁移至该地，因为好的土地都被当地人也就是围头人所占领，客家人只好另外找土地劳作。他们除了没有土地外，更大的障碍是听不懂围头话，“我们听不懂，你们这些话是蛇讲的话”，被客家人称为蛇，当地围头人觉得受到了侮辱，围头人是蛇，那么客家人就是蛤（围头话发音，“青蛙”的意思），也就将客家话说成是“蛤话”。大家都知道，蛇是可以吃掉青蛙的。这个故事是一位平湖的年轻人黄建全告诉记者的。黄建全曾是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对语言学很感兴趣，他说，围头话里有很多词汇是很独特的，部分还沿用了古义。如衣服合身就说成“衣服很合身份”，另外，围头人经常使用的如“回家”，会说成“去归”或“返归”，“归”有归宿之地的意思。“天亮”为“天开”，“晚上”为“晚头黑”，还有，围头人已经没有“水”和“茶”的区分了，平时喝开水的时候也是说成“饮茶”，口渴的时候就说“好确”。围头人流传了许多民谣，黄建全的妈妈在他小时候就经常唱下面这首“狗仔吠”来哄他睡觉：狗仔吠人客来移埋凳仔拐埋台洗净茶壶装滚水洗净碟仔la杨梅杨梅好食多人爱唔见晚风打落来骑长棍打榄仔骑短棍打石榴石榴生仔驼驼neng5油柑结仔结成球 chu2米落船煮晏昼几时到得外家头这首民谣说的是出嫁的围头女儿在婆家平时所做的家务以及回外家（娘家）时的迫切心情。开头的“狗仔吠，人客来”说明以前围头地方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养狗，因为平时大家下田种地时一般都不会将门关闭。围头的老人家说，关了门，家里拜神的香烛就烧不上天了。第二到第七句讲述了出嫁围头女在婆家要担负起招待客人的任务，客人来了要斟茶递水，招待用的蔬果也由出嫁的围头女去采集。第八句描写石榴与油柑子的结果情况，象征着围头女希望为婆家开枝散叶，多生几个大胖儿子。最后两句是出嫁的围头女终于可以回外家团聚了，把路途上要吃的粮食放到船上面去，准备做中午饭，而最后一句是在路途中，围头女迫切希望可以尽早回到外家，因为嫁出去的围头女是每年正月初二才可以回一趟外家的，回家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啊。围头人还有很多风俗是独具特色的。围头话有很多的禁忌，例如他们不能直呼自己的影子，而把影子叫做“同年仔”，他们觉得影子是有生命的。结束漂流的深圳人远溯到秦汉时期，就有一群人长期生活在水上，无论在语言、服饰、居住、婚俗和信仰等方面均自成一体的人，有人叫他们“蛋家人”，可能因为所住渔船极像蛋壳。他们却自称“水流柴”，认为自己无依无靠，随水漂泊。在深圳附近的海域上，也曾有这样一群“水流柴”。他们在陆地上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历朝历代都从来没有他们的户籍，好像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群人，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记不清自己的家族渊源。他们只知道在风浪中讨生活。有些“水流柴”将自己逝去的祖先安葬在宝安西乡的土地上，他们开始将这里当成故乡。终于，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都上岸安居，在西乡码头盖起了楼房。宝安西乡码头的渔业村里，记者见到了渔业村的村委书记黄伙和当年的生产大队队长冯伯，黄伙的办公室有一个外人看来非常特别的规矩，就是进门必须脱鞋，赤脚进入。黄伙说这是从小在船上养成的习惯。冯伯曾经是这个渔业生产大队的队长，村民们都称呼七十一岁的冯伯为“老队长”。冯伯是大半辈子漂流在水上的“蛋家人”。他以船为家，随波逐流地飘荡了四十多年，在珠江口一带的惠阳、潮州、澳头等地大大小小的码头停泊过，所以蛋家话虽然属于粤语，却掺杂了一些客家话和闽南语的因素。冯伯的家族最早来自番禺，而从冯伯的祖辈开始，就视宝安西乡为自己的故乡，虽然没有陆上的房屋，但当年先人们的坟墓都在西乡的山上，每年清明，在水上漂流的人们都会约定一个日期，上坟祭祖。冯伯如今已经是真正的深圳人，生活比起以前大为改观。当然，有时他也会回忆起以前“水流柴”的生活。他说，水上人在进食时说话充满禁忌，如爱说“捞起鱼来”、“顺起鱼来”、“顺摊”。吃鱼的时候，不能讲“翻”这类的词语，害怕因此给行船带来不吉利。此外，女蛋民也不能随便在龙头(船头最前最尖部位)、海口两处地方随便走动，妇女行经时，更是被禁止在船头任何地方走动。冯伯说，最奇特的是结婚仪式。水上人很少和陆上人通婚，“水流柴”一般都只能找“水流柴”。平时男子未婚的时候，为了让女子知道，就在船头放一盆草，而女子放一盆花。蛋家在女子出嫁前一二月，便得练习用蛋家话对歌，称为“对叹”，新娘与母亲姐妹你一句我一句地对答，“叹”的内容以教导新娘为妇之道和答谢父母养育之恩。对歌一般在晚饭后进行，只能女人参加，经常唱到深夜，称为送嫁“坐夜”。婚礼大多数在凌晨三时至五时的吉时里举行，为了避免遇上丧事或孕妇，这是古婚遗风，如果在白天举行就要进行打“当当”(铜锣)奏乐。另外，花烛会由“花烛婆”、“花烛公”负责燃点和管理，花烛最好能够烧到末尾，这代表同偕到老。迎娶时，新娘红上衣，黑围裙，的饭菜都是由娘家送，“蛋家人”称为“头返昔”。住在棚屋的蛋家人的风俗又不一样。新娘子出嫁时从陆上离开家门一会后便返回娘家，称为“翻面”。新娘子在娘家待一会便再次离家，这次离门，再不能回头看娘家一眼，一直走到接新娘的小船里。冯伯和黄伙有时会听听中山人民广播电台，冯伯说，现在只有那里能够听到“咸水歌”。记者问，什么是“咸水歌”？71岁的冯伯略带羞涩说，就是那些讲“蛋家人”男女恋情的歌。冯伯说，多年前“咸水歌”盛极一时，尤其在晚饭后，年轻人都喜欢划个小艇到处找对手比试，“咸水歌”是当年“水流柴”们的业余娱乐，虽然提亲相亲还是要拜托媒人，但也有很多姻缘都是由对歌撮合而成的。“咸水歌”唱词没有固定格式，也没有一定的曲谱，多是清唱，很少有乐器伴奏，题材可以唱物、唱情景和对字等。“咸水歌”万变不离以“妹又好”、“哥又好”为起子的对歌，部分地方则以“姑妹”、“兄哥”为起子。“咸水歌”多以男女恋情为主要题材，蛋家人日常生活所见的大海、鱼、虾是比兴和暗喻的素材。在记者的鼓励下，冯伯奋勇唱了一段：“海底珍珠容易‘稳’，真心阿哥世上难寻”、“虾仔聚涌，鱼仔聚海，鱼虾攒水不见哥来。”“筷子两双同妹拍档，未知何日筷子挑糖。”他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回到了那段漂流的时光。大鹏人讲什么话？据大鹏所城博物馆的黄主任介绍，位于大鹏镇东部的大鹏所城，早在600年前的明代就有了，那时叫“大鹏守御千户所城”。所以后来的小兄弟深圳也叫鹏城。这个军事单位并不是只有一个纯粹的军事目的，它还有屯田的功能，所以很多军士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家属来的。既然是“千户”，按一家三口人算也有三千人。那时，大鹏周围人烟稀少，大鹏自然就是政治经济中心，来自五湖四海的军士们天天一起交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内部的“普通话”，这就是所谓的“军话”。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现在的大鹏话不是纯粹的“军话”，如深圳大学参与深圳语言研究的丘学强博士就认为大鹏话是疑似的粤客混合语，听起来既有广州话的味道，又不时蹦出几个客家话的词语，但是它的很多音调跟这两种话又大不一样。阿刘是一位在大鹏所城长大的中年人，他现在大鹏所城博物馆工作，负责收收门票之类的工作。他说大鹏所城最独特的东西就是凉帽。他用大鹏话说“凉帽”的时候，很像普通话的“军帽”。阿刘说，这种“凉帽”是当地的妇女戴的，用细竹篾做成。跟客家凉帽不一样的是，凉帽四周用于装饰和遮阳的布料全用蓝色，而且顶部涂成大红色。阿刘也说不上为什么要把顶部涂成红色，他说，据大鹏所城博物馆的翁馆长推测，可能与大鹏人是军人出身，而清代军帽的顶部是红色有关，暗示自己光荣的身世。阿刘的表姐英姐是大鹏所城最有文化的老年人之一，记者采访的时候，她正在家里跟几个老伙伴商量唱大鹏山歌的事。说着说着，英姐忍不住唱了一段：“你知乜人过水脚不湿？乜人上树树不摇？乜人造起令丁倒吊屋？乜人架起半天桥？”“我知神仙过水脚晤湿，蚁公上树树晤摇，黄蜂造起令丁倒吊屋，萁罗架起半天桥。”英姐唱的这段叫问答歌，唱词鬼马滑稽，唱调却十分优美婉转。英姐说，以前男女结婚的时候，男女双方都事先召集一群人，双方对歌比输赢。有的对歌持续一天一夜，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听歌。英姐说，现在50岁以下的人都不会唱大鹏话的山歌了，很多年轻人也不说大鹏话了。大鹏很多风俗跟外面不一样。英姐说，他们叫过年为“做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大家都会用龙眼或者九里香制成的扫帚来“扫屋”，这一天叫“入年界”，入了年界，由于开始不能进山砍柴了，所以说话要斯文。它们都濒临灭绝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近二十年来，深圳的各种方言在慢慢消失。平湖的围头话就受到正宗粤语的冲击，因为受到香港电视和传媒的影响，很多人都觉得围头话很土，而广州话则是文明的象征，大家都不愿意学围头话，很多家长也慢慢有这种想法。黄建全说，他的表妹都不愿意讲围头话，表妹的父母也不让她学围头话。他为围头话的消逝感到可惜。大鹏的阿刘说，在大鹏居住的本地人高峰的时候曾经有3000多人，现在估计就1000人了。现在大鹏所城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外来人，除了对古城保护没有好处以外，大鹏人都迁出龙岗以后，子孙们应该就不会讲大鹏话了。深圳大学的汤志祥老师说，类似他现在负责的深圳语言研究这类方言的保护和记录活动，很少会有人去做。方言是承载着一个地方的文化和风俗，方言的消失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数百年以来形成的文化风俗的消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文化全球化席卷每个民族和地方的时候，如何在方言消逝的时候让文化传承下去，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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